今天
浙江日报理论周刊刊登文章
《赓续文化根脉 增强文化自信——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良渚遗址重要批示精神
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
摘录了专家学者们围绕良渚遗址
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展开的研讨内容
全文如下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石器时代四大任务是什么，曾两次到良渚调研，提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相关建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日，专家学者齐聚良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良渚遗址重要批示精神，就进一步加强良渚遗址的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展开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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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良渚文明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单霁翔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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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申遗原则，不但加快了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步伐，而且成为引领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思想基础和指导方针。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人们是不是都了解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了呢？如何更好地在公园般美丽的良渚古城遗址基础上，更广泛地宣传良渚文明，并通过良渚让年轻人了解世界遗产、爱上世界遗产？这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课题。
不久前，我们制作了一档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一站就来到良渚遗址。最主要的原因是良渚遗址既具有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标志性意义，还具有创新文化遗产价值推广传播的示范性作用。
今年7月，我们来到良渚参加第二个“杭州良渚日”的活动，这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往事。
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同年7月，郑孝燮、宿白、谢凝高等11位学者联名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倡议设立“文化遗产日”。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中国的“文化遗产日”终于诞生了，后来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杭州良渚日”选在了每年的7月6日，是因为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离不开多方的努力。2009年，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召开，提出要使我国的大遗址呈现公园般的美丽和绚烂，并通过了《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
无论是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还是“杭州良渚日”，都是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推动遗产更好地得到研究保护利用弘扬传承，这不仅仅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节日，更是全民的共同节日。它们的设立有利于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为亿万民众的共同事业，为保护文化遗产提供更广泛、更强大的公众支持和更丰富的物质保障。
我们有理由相信，良渚古城遗址还会保护利用得更好，良渚文明的故事还会传播弘扬得更广。
中国大遗址保护的实现路径
柴晓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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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良渚遗址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批示。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标志着其价值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公认。良渚遗址保护是大遗址保护的成功典范，其成功经验可以为同类型大遗址的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严格地说，“大遗址”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伴随对大型古代文化遗址保护实践逐步提出、成熟的工作或管理概念。近年来，全社会对大遗址价值的认知显著提升，对大遗址的考古研究、价值挖掘、经费投入持续加大。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正在抓紧编制，大遗址保护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保护将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是更加注重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等基础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深刻认识大遗址价值，科学准确地展示阐释中华文明的历史，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大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二是更加注重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未来，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契合，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同。如随着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一带一路”沿线大遗址的保护也应成为“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保护的重点。
三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价值展示阐释。全面准确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发展历程，必须建立中华文明大遗址谱系，把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大遗址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认知阐释，放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加以比较研究。大遗址的特征决定了其可视性差、展示难度大，需要不断创新展示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AR、VR、5G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公众参观体验。
在文明研究的视野中认识良渚文化
陈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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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角度阐述良渚遗址的重要地位，体现了石器时代四大任务是什么他从文明演进和文明史研究的高度关注良渚遗址保护工作的高远站位和睿智的历史眼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与西方文明交流交往交锋的深化、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意识的提升，涉及民族文化根源、民族意识、民族形象、民族品质等事关民族复兴大业的具有核心价值内涵的深层次“文明”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成为当前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学术课题。其中，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站位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深化开展文明研究。研究和实证一个文明与其所属民族的关系，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意义。包括良渚文明在内的文明起源，奠定中华民族之优质根脉；古代中国传承不坠的文明进步，反映中华民族之历史贡献；当代中国在新时代的新形态文明创造，彰显了中华民族之复兴伟业。因此，循迹良渚文明研究，从人、地两大基本要素的互动关系中观照一地文明在个体与群体、实践与经验、观念与意义、稳定与变迁之间的有机生成，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复兴大业高度相关。立足中国实际，聚焦浙地文明，在中华文明的框架里吸收消化西方有益学理，构建起我们自己关于文明起源与演变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是我省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可以拓展深化的新空间，也是浙江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开拓全球视野，融入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研究的总体格局。区域社会是一种凭借地域界限和文化系统而与四邻相区别的群体组成，这种界限和区别，很容易给区域研究造成重局部而忽视整体、重自我而忽视石器时代四大任务是什么他者以及就区域论区域的视野局限，产生囿于区域的地方性“自我中心主义”。真正具有学术品质的区域文明研究，应该以心怀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大局、立足区域局部、比较他域异同、探求其普遍意义为基础，研究区域文明的自在本性、与其他区域的差异性、与国家层面的关联性，并在综合形态的整体研究中，探索其未来演进的可能性，融入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研究的总体格局之中。有关良渚文明的现有研究，充分体现了这种国家站位和世界意识，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浙地区域文明研究树立了范式和样板。
中国考古学与浙江文脉
刘斌
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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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到现在正好是100周年。100年来，中国考古人以有限的人力和财力，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中国历史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考古在中原考古取得成绩的影响下，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起步。1928年起，陈万里先生开始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1936年由卫聚贤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专门致力于统筹协调考古发掘、研究吴越古文化的学术性社会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该组织不仅推动和指导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各项考古活动的开展，同时也促进了对江南吴越古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成立前后，分别进行了南京栖霞山、上海金山戚家墩、湖州钱山漾、杭州古荡、杭州良渚等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杭州古荡遗址考古实践直接推动了江浙地区的考古热潮，同时也直接启发了施昕更先生去发掘杭州良渚遗址的考古活动。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遗址，可谓良渚文化考古的开端。
考古为我们认识浙江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打开了窗口。随着考古的不断推进，浙江的文明发展史进一步显现。从约1万年前的上山文化，经过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发展，至良渚文化进入国家文明，良渚文化之后，浙北地区主要为钱山漾文化，浙南地区主要为好川文化。此后进入青铜时代的马桥文化，以印纹陶和原始瓷为特征的马桥文化发展至战国时代达到高峰，成为百越文化的主流。秦汉一统之后，浙江开始真正归入与中原一致的文化面貌。东晋南下与北宋南渡，使浙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与引领之地。
另外，在中国物质文化的传承中，浙江为水稻的起源地，在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有大规模的稻田。浙江还是漆器的起源地，河姆渡文化的漆碗已经相当成熟。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中国史前玉器的工艺高峰。浙江更是瓷器的起源地和发展之地，最早的原始瓷可以追溯到商代，至春秋战国已经比较成熟，自东汉开始，陶瓷工业渐趋成熟，五代时期的秘色瓷、三国两晋开创的龙泉窑、南宋的官窑都是浙江瓷器的代表作。
良渚古城遗址的利用与传承
高蒙河
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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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参与构建了绵延不绝、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良渚遗址的利用和传承创新了大遗址价值推广体系。
前申遗时代，“五位一体”良渚模式创立。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东南日报》上刊登考古成果，拉开了良渚遗址考古研究利用的序幕。1950年以来，学界对良渚的认识不断深入，由单纯的一个江南一隅的史前考古遗址到确认为良渚文化，再到以城市、玉器、文字为标识的良渚文明。本世纪以来，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不断探索博物馆展示、考古遗址公园、考古研学活动、进历史教材、进文化综艺作品等多样性的大遗址利用传承途径和方式。
多年来，良渚遗址创立了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位一体”，平行推进、相互促进、全面创新、独具特色的“良渚模式”，为我国大遗址活化利用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示范性、借鉴性、可复制性的经典案例。
后申遗时代，更加注重良渚遗产利用传承再出发。进入后申遗时代，应怎样守住历史根脉、弘扬遗产价值，讲好良渚故事、传承中华文明？
一是增强意识，加强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利用改革。整合现有良渚文物散见于各家单位的资源，推进良渚博物院二期建设，打造良渚新IP，综合构建良渚国家文化地标和世界遗产标识体系。
二是提升站位，创新世界文化遗产展示传播体系。站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高度，将良渚古城遗址置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背景下，让世人了解良渚、感知良渚、热爱良渚、弘扬良渚。
三是对接国际，加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引进国内外高规格展览，特别是五千年前后中国各地文明中心和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中心的展览。同时，打造良渚文化遗产全面“走出去”发展战略，提升良渚古城遗址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四是文旅融合，打造“世界首创、中国原创、良渚独创”的亮点文旅工程。强化体验性、互动性、沉浸性，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休闲、文化旅游、文化度假、文化会展、文化创业等低强度开发利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综合推进良渚文化遗产的活态利用。
五是注重传承，将良渚文明纳入我国爱国主义教育体系。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加强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的重要素材。
让文化遗产融入公众认知
严建强
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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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古文化遗址中，良渚文化遗址具有特殊意义，被认为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如何让公众通过了解良渚文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事实，就成为良渚博物院和良渚遗址公园建设的使命。
良渚遗址管委会以“最小化干预和最大化阐释”的策略，规定所有项目都必须遵守不干扰遗址本体并可随时恢复原状的原则。对遗址公园的建设采用了根据任务与条件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方案。整个建设过程中，在保证遗址本体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将已回填的考古遗迹及所揭示的遗产价值进行视觉化再现和符号化释读，并为观众提供了基于考古发现的互动体验平台。
目前，良渚遗址公园已经基本完成了三期工程，为良渚王城遗址的参观与阐释奠定了大的格局。在一期的现场展示工程中，遗址公园通过不同等级的标示标牌为遗址在整体上提供了符号化的导览系统，阶段性地完成了城址规划与功能分区、莫角山城、最高等级墓地和玉礼制度的价值阐释。力图恢复陵墓发现时的原真性，为观众提供亲临考古现场的临场感。
二期工程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遗产价值的阐释，增强叙事的情节性、沉浸性和参与性。为此，一方面努力凸显良渚古城宏大庄重的王城气象和等级秩序的空间格局，同时也通过情节性塑形向观众传递更丰富的古城居民生活的具体细节。并通过加强项目及其意义的标识系统，采用询问式的问题结构，以激发观众的问题意识，引导他们从观察者向探索者身份转变。
在第三期工程中，为了让观众在参观之初就获得整体印象，在总入口处和陆城门入口处都增加了整体解读的大型视频，通过耗时性项目介绍王城的构造、功能分区和建设过程，使观众能获得相对系统的和整体性的信息，并使参观过程更加合理有序。新增项目莫角山下的大木作帮助观众具体地想象当时宫殿的尺度及人们建造时的情景。此外，公园还加强了对良渚文化时期的动植物与生态的恢复性再现，进一步增强了观众的沉浸感。
良渚遗址考古的新发现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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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系统、古城内部结构和功能的深化，以及配合古城外围基本建设考古讨论古城创始阶段的变迁，是近两年浙江考古所田野考古的主要内容。良渚文明模式及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良渚文化研究提升的主要内容。系统整理考古发掘资料，出版良渚及古代文明著作，及时转化良渚考古成果，是宣传良渚文化的必要工作。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型的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建筑和超高级的水管理成就，是世界早期水利设施建筑、技术、景观的卓越典范。王家园双坝堵头等的考古发掘，水利系统历时性变化、功能等的考古学工作，是今后考古工作的重点。
良渚古城内部的布局和功能结构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大格局的突破和进展，但是涉及高级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实证、手工业复杂化的细节，并不清楚。1986年，反山遗址取得了良渚考古的重大突破。结合对《反山》考古报告的整理，我们作了考古勘探和试掘，申遗前浙江考古所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反山东部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仍值得我们去研究。
在良渚古城营建之前，也就是良渚文化开始的距今5300年前后，已知的吴家埠、瑶山、庙前、石马兜、官井头等遗址成围聚状，位于良渚遗址群的四周，最近南部北村遗址发现出土的透雕冠状器、龙首纹镯、玉蝉的高等级墓葬说明，良渚文化从一开始，不同等级的集群已经集中到良渚遗址群的四周，揭示这一集群形成的过程，对于研究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演进和模式有重要意义。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绝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阶段的总体特征，其背后，是观念形态接近、彼此交流融汇作用、观念意识形态认同的反映。良渚文明是基于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的玉文明，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识，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拉开了中国礼制文明的帷幕。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玉礼仪制度最完善、最先进的良渚玉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观念最早的物质载体。良渚文明成组玉礼器，是中国前青铜时代中华大地上“器以藏礼”最突出的代表。这些，是良渚文化考古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张忠培先生与良渚申遗
王军
《瞭望新闻周刊》原副总编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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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对于确立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探索真理、实事求是，极具思想洞察力。正是他与一批考古专家孜孜不倦、鞠躬尽瘁的研究，推动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
张忠培先生始终关注着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从不间断地亲临指导考古发掘工作。他从考古学实证出发，详考良渚遗址以琮、钺为中心的出土文物，论证其所见证的良渚王国即中国最早产生的国家形态之一，其性质为既控神权（以琮为标志）又控王权（以钺为标志）的神王之国。此后，中华文明历经演变，至夏商周三代，王权逐渐凌驾于神权之上，由神王之国而至王国；至秦汉又废封建、设郡县，由王国而入帝国。
2016年5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先生与张忠培先生商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良渚申遗事宜。
原因在于张忠培先生比较研究之后，认为良渚遗址较为成熟，应该将其先行推出。他将此事告诉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和时任良渚博物院副院长周黎明。张忠培先生在北京接待了刘斌和周黎明团队，并希望形成良渚遗址申遗的建议书初稿。先生向我明确交代了要点，要求我据此起草一个文稿供大家讨论。我连夜起草，次日上午携文稿赴先生家中，在先生的主持下与团队共同讨论，形成初定之稿。
张忠培先生与团队先后修改了5稿，最终于2016年6月定稿。建议书中强调了良渚遗址对于确立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重要性，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并获得了相关批示。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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